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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浩特旱灾

发布时间:2021-06-11 05:32:31

1、蒙古人的爱好

风俗习惯

一、服饰
蒙古族男女衣着款式相似,都穿长袍,长袍右开襟,不开权,袖长而窄,高领,袍子的袖 口、领子、袍边都缝有图饰。由于季节的不同,袍子的选料也不一样,天气暖和时,王公贵族 喜欢用绸缎等上等衣料缝制长袍,穷人们则穿粗布缝制的袍子;寒冷季节用羊皮制作长 袍,也用羊毛、驼绒制作棉袍。另外,男人们也有穿光板皮衣裤的。讲究的男子穿长袍时都 扎腰带,并且在腰带右侧佩挂一把别致的蒙古小刀,腰带左侧挂烟荷包及打火用具,显得 英健而晓勇。蒙古族妇女的袍子多为红、绿、蓝等鲜艳的颜色。长袍的领口、袖口、胸襟、下 摆均有搭配刺绣。卫拉特蒙古已婚妇女不束腰带,因此,称已婚妇女为"不束开",即不束腰带的人,她们穿的袍子有"特尔利克",其式样是长袍的前面有襟、腰围有折子;还有一种 "策格德格",其式样是前面开衩,无袖,似同长坎肩。
蒙古族妇女爱好装饰,喜欢留长辫,姑娘时梳两根,也有的梳十几根,都喜欢在发辫上 用绸缎绢做成长穗,也有挂附金圈、银圈、铜片、碧玉、珊瑚的。有钱人非常讲究首饰,佩戴 珠宝、金银制作的耳环和手镯、戒指、项链。
蒙古族无论男女都喜穿马靴。冬季穿毡靴,毡靴像毡袜,底子用皮子缝制。头戴一种 叫"托尔齐克"的圆帽,其式样似同瓜皮帽,尖顶,而且顶上结有朱缨。冬季男子多戴用狐皮 等制成的皮帽和毡礼帽,土尔扈特妇女还戴一种叫"厄登"的金丝毡帽,顶结红绒或红丝长穗。
60年代以来,居住城镇和农区的蒙古族穿民族服装的人已很少,人们大都改穿中山 装、西装等。民族服装只在节日、婚礼时穿。

二、饮食
食品主要为奶制品、牛羊肉、面食。用新鲜牛、羊奶及奶皮子做出的黄油一般都放人经 过加工的牛羊乳制品里贮存;奶疙瘩是牧民们放牧或出远门时用作充饥的干粮。这些奶食 品香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是待客的上等食品。蒙古族的饮料主要以奶茶为主,其次有清 茶、马奶子、酸奶和奶酒。牧民是离不开奶茶的,早午餐都喝奶茶,并佐以奶制品、烧饼、炒 面、炒米等,大多数家庭每天只做一顿饭。
蒙古族的肉食主要为绵羊肉,其次是山羊、牛、马及野生动物肉。忌食狗肉和驴肉,不 忌食猪肉,但不喜欢吃。秋季和冬季以食肉为主,一般不宰杀大牲畜,牛、马等只在老了才 宰杀食用。招待远方来的亲朋好友和客人一定要宰羊,做"手抓肉",就是清水煮羊肉,在汤 内放些洋葱、盐。蒙古族用肉食招待客人很讲究,对待尊贵的客人要煮羊背,就是将全羊由 背上第七肋骨至尾部割为一段,四肢肩、肿各一件,带尾入锅,煮熟后放在大盘子里。蒙古 人称这种食法为"马查"。招待妇女的为胸部肉(又叫胸岔骨)。
吃的面食主要是用面粉制作的烤饼和肉汤面条,过年则做油饼,包饺子。还喜欢吃炒 面,就是将炒熟的麦子、青棵、玉米磨成面粉,吃时加些奶茶或奶,和些黄油拌着吃。
过去,牧区的蒙古族饮食比较单调,蔬菜几乎吃不上。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文化、交 通运输的发展,牧民们也可以吃上蔬菜。住在农区、城镇的蒙古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饮食 习惯已基本相近。

三、居住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此,春、夏、秋、冬四季随之搬迁。蒙古族有 一种随时都可拆搭、轻便、保暖、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住宅,俗称为"蒙古 包",蒙古包由天窗、包顶、侧壁和门组成。包的骨干用木架做成,包顶用柳条编成的扇形椽 子撑起。包顶蒙古语称为"乌尼",中间有圆型天窗,称为"哈拉其",白天透风亮光,夜间用 专制的方毡覆盖,以防风保暖。包围(侧壁)用皮绳串成的柳条网(蒙古语称之为"特日 木"),"乌尼"和"特日木"结合处用细毛绳系紧,成为全架形。包顶和侧壁都盖上羊毛毡,用 毛绳系住。侧壁门的固定处,捆扎木板门。一般蒙古包高约1丈左右,宽1丈2尺。蒙古包的"特日木"越多,扇形椽子则越长,随之包也越大。这种大包,蒙古族称为"拜拉格尔"。
蒙古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住屋布置得美观大方。搭包用的毛毡和 包内铺地的毡子都嵌有图案、花纹,显得很雅观。包的内壁挂有带刺绣的绸帘子或毛毯,条 件好的则用挂毯。包内的陈设与布置也比较有规律,门必须朝东开,包的正中对准天窗的 地方置有火炉,炉子周围都铺有毡子;正门的正上端是供奉佛的佛龛,偏中安置重要家具, 如衣柜、木箱以及来客的坐卧处;偏左放有被褥,是主人的卧榻;包的前半部分放物品,靠 门右端放食品厨柜和锅等炊具,左端放马鞍子、缰绳、猎枪等用具。
冬季,不少牧民则搬进冬窝子。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住的冬窝子比较简单,用大石头 堆砌起房子,再抹上泥巴就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冬 季,许多牧民都住进了土坯房或砖房。城镇和农区的蒙古族人都住固定住房。

四、行
蒙古族人民无论放牧、转场、外出,所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骆驼和牛。马是蒙古族 牧民的伙伴,他们爱护马,歌颂马,"马和歌,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没有骏马,牧人难飞远 方……"。蒙古族牧民训练出来的走马,走得又平又稳,被人们称之为草原上的"卧车"。

五、婚姻家庭
13世纪时,蒙古族就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富贵人家也有多妻妄的。其婚姻形态, 在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过程中,曾盛行过男子抢婚,后由聘婚代替了抢婚,但抢婚习俗 尚未消失。元代以后,聘婚已经成为一种婚姻制度。
按照蒙古族民间传统,男女婚姻均由父母包办,一般是在男子未成年时,其父母为之 物色对象,找亲家。物色好了即托一媒人去说亲,如果女方父母有意,那么男方的父亲或长 辈一人及媒人带着酒和哈达、糖果去正式提亲。经过数次登门求亲,女方家长同意这门亲 事后,双方家长开始准备订亲。订亲时,男家要带着活羊、酒、肉等礼品去女家,女家设宴招 待,并邀请亲朋好友,请他们尝酒。自此,男方家要常去女家,特别是女家有困难时要给予 帮助。
婚礼前要举行送聘仪式,聘礼,旧时大都是牛、羊、马等牲畜。60年代后,以姑娘四季衣物、首饰及被褥为主,附加3-5只羊。
正式举行婚礼时,男女双方家里都十分热闹,各自都要邀请远近亲友以及邻里。届时, 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在伴郎的陪同下,随着众人组成的迎亲队伍,骑着骏马,带着酒、哈 达等礼品出发。迎亲队伍在临近女方家不远处下马,步行到女方家。一人代表他们向女方 的长辈及父母献哈达,敬酒,随后新郎拜见女方父母亲,并敬酒,献哈达,然后给在座的宾 客一一敬酒。新娘临出门前给自己的父母敬酒辞行。礼毕,新娘、新郎在包外共持一羊肿 骨朝着太阳跪拜。届时活佛喇嘛诵经,祝愿他们平安无事,白头偕老。女方家同意接走新 娘以后,新郎就准备抱起新娘上马,这时,新娘啼哭,抱着母亲不愿离开,最终新娘还是被 "枪"去了。这是原始的抢婚习俗留下的痕迹。新娘离家时,除了新娘的父母外,哥嫂等亲 戚及伴娘若干人也一同前往男方家。到了新郎家,首先新娘拜见公婆,婆婆端一碗鲜奶让 新娘尝一口以示吉利,然后新娘在嫂嫂及伴娘的陪同下进新房。此时,新郎父母办的结婚大宴开始。婚礼一般到第三天才结束。
旧时的习惯,儿子娶妻后另置一蒙古包,位置在父母的蒙古包不远处,家产仍是统一 的,如果另起炉灶,则将家产分开。父母去世,由幼于继承财产,因此,蒙古族人称幼子为 "奥特根",即"守灶的"。由于蒙古族男人在家庭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家庭中男人占 有支配地位,家庭琐事则由主妇料理。妻子早起晚睡,终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夫贤惠, 对子女慈爱,虽然辛苦,而毫无愠色。

六、丧葬
蒙古族人家里有人去世时,忌讳说"死了",而说"走了"、"升天了"、"成佛了"。其传统丧葬有天葬、火葬、土葬三种形式。
(一)天葬人死后,将尸体用白布裹上置于荒野,任野禽野兽啄食,如果尸体在3天 内被吃掉,则认为是吉祥事;否则,便认为不吉祥,认为死者生前可能有罪过,要请喇嘛念 经,为死者仟悔并求佛开恩,以便使尸体早日被吃悼。为招来野兽,还把酥油、羊油涂在尸 体上。这种古老而原始的葬法,多在贫民间采用,上层富户极少采用。
(二)火葬先堆起一堆柴禾,将死者盘腿坐在柴堆上,并为尸体盖上白布,活佛喇嘛念经以后,点火焚烧,待尸体焚化后,把骨灰放入用黄、蓝、白等颜色制成的布袋里,有些人的骨灰存放于寺庙,表示死者已成佛;有些人的骨灰撒在高山或江河里,表示死者已升天。 这种葬法比较繁琐,旧时的王公贵族在火葬时,其家属为使尸体早些焚化,将十几袋、甚至几十袋装有黄油的牛羊肚子放在干柴上烧。所以这种葬法大多为达官贵人及活佛采用。
(三)土葬入殆时有放棺材和不放棺材的,但都必须在葬前给死者洗身、刮胡子、剪 指甲,然后用白绸布或白布裹身。如果用棺材,就将死者放入底宽而上部窄的棺中;不用棺 材的就在墓穴内铺一层白毡及一条褥子,将尸体放在上面。尸体必须侧卧,女的左侧卧,男 的右侧卧。
蒙古族的丧葬习俗受黄教的影响较大,人死后,家属速去寺庙报丧,请喇嘛念经,为死 者祈祷超渡,确定送葬时辰,并且葬后招待念经的喇嘛膳食,富裕人家还给寺庙送银子、牲 畜,贫穷者则给寺庙献哈达。入殆时也要请喇嘛念经。入殓后第七天和第四十九天要为死 者过"布看",意即吃丧,届时要宴请亲属和邻居。讲究的,子女为父母、妻子为丈夫服丧百 天,平辈则49天。服丧期内不穿华丽的衣服,不赴宴喜乐,不理发,夫妻不同床。
现在,蒙古族人普遍实行土葬,天葬已经绝迹。

七、节日
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是春节,其次有麦德尔节、点灯节、塔克勒干节。
(一)春节蒙古族称之为"查干",即"白节"之意。每年的农历元月称为"查干萨日" 即"白月"。蒙古族认为白色是某事物的开端和源泉,自古崇敬白色,把它作为美好和吉祥 的象征。过春节很隆重,从农历12月开始准备食品、衣着和祭祀祖先的供物。除夕,家族 氏辈带领全家人向家里挂的佛像行大礼,焚香点烛,然后祭火神,其方式是向火炉内倒一 碗酒,然后祭祖。接着晚辈给长辈敬酒,长辈则向晚辈祝福。到了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吃"手抓羊肉"和饺子。还有一种很古老的习惯,吃完牛羊肱骨肉后,将肱骨砸开,全家分吃骨髓 ,以示砸碎了鬼的肱骨,驱邪逐鬼,辞旧迎新。整个晚上家族人喝酒、唱歌通宵不眠。初 一湾晨,全家首先祭祖、祭天。将羊头、胸岔肉、油果子等放在敖包(用石头堆成,中间插杆 上系有哈达)上,献上哈达,向天上洒一碗酒表示祭天,向敖包上洒一碗酒表示祭敖包、祭 祖先。接着由家族中德高望重者致祝词,祝福人们在老天爷的保护下万事如意。祭完敖包 以后,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祝福,并送手帕、钱等礼物。接着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 即使相距几十里地也要去拜年。
(二)走德尔节麦德尔节是纪念弥勒佛的节日,节期在正月十五日,宗教色彩比较浓 厚。节日当天,每个黄庙都挂出弥勒佛的像,附近的牧民都来寺庙敬献供品,烧香叩拜。寺 庙如果有活佛,就由活佛主持,没有活佛则由大喇嘛主持。拜完佛之后,大家由固孜达(旗 长)带领进行射箭、赛马、摔跋等蒙古族传统娱乐活动。
(三)点灯节蒙古族称之为"祖乐",节期在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一种小规模的宗教 节日。据说是为了纪念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这一天黄昏时,家家户户在一高坡处立起木 架,架上自制的灯,这种灯的灯芯是用芨芨草做成的。英英草的数量是按每个人的岁数来 确定的,芨芨草头上包有涂上黄油或羊油的棉花或羊毛。人们将灯点燃后,从左到右转三 圈(如果有喇嘛,则由喇嘛领做),然后洒酒祭天、磕头拜佛,祈求佛爷保佑长寿、平安。在每 个蒙古包内有用面团攒成的小油灯,整个晚上都亮着,象征着世界永远光明,人们长命百 岁。
(四)塔克勒干节蒙古族每年要举行一次大型的以部落为中心的祭敖包活动,时间 在夏季。敖包一般置在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处。祭敖包可能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山,它是蒙 古族对自然崇拜的表现。祭敖包时,同一部落的牧民们都骑着马、骆驼,拿上酒肉等来到本 部落敖包所处的山上。届时,人们先献哈达,然后由活佛或大喇嘛领着众人绕着敖包诵经 (此时妇女不能参加),愿老天降福于人间,赐予人们平安无事;如果遇上旱灾,那就祈求老 天下雨,使大地水草丰盛,牲畜兴旺。祭完敖包以后、开始进行赛马、摔跋、射箭等蒙古族传 统的民间娱乐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塔克勒千节的形式也有些变化,用集文化、体 育和商贸活动于一体的"那达慕"代替了祭敖包活动。1978年,又恢复为每年农历六月四 日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在"那达慕"会上表演民族歌舞,举行摔 跤、赛马、射箭等传统娱乐活动,同时增加了商业贸易这一新的内容。

蒙古族习俗
献哈达:哈达是蒙古族日常行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献哈达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如意的祝词或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客。宾客要站起身面向献哈达者,集中精力听祝词和接受敬酒。接受哈达时,宾客应微向前躬身,献哈达者将哈达挂于宾客颈上。宾客应双手合掌于胸前,向献哈达者表示谢意。

敬茶:到牧民家做客或在旅游点上,主人或服务小姐首先会给宾客敬上一碗奶茶。宾客要微欠起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去接,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节。主人或服务小姐斟茶时,宾客若不想要茶,请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主人便即刻会明白宾客的用意。

敬酒:斟酒敬客,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他们认为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之结晶,拿出最珍贵的食品敬献,是表达草原牧人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通常主人是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之上,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的敬酒歌,客人若是推让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瞧不起,不愿以诚相待。宾客应随即接住酒,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不会喝酒也不要勉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情谊。

敬神:蒙古民族的礼宴上有敬神的习俗。据《蒙古风俗鉴》描述,厨师把羊割成九个相等的肉块,“第一块祭天,第二块祭地、第三块供佛、第四块祭鬼,第五块给人,第六块祭山,第七块祭坟墓,第八块祭土地和水神,第九块献给皇帝”。祭天则把肉抛向蒙古包上方;祭地则抛入炉火之中;祭佛置于佛龛前;祭鬼置于包外;祭山则挂之于供奉的神树枝上,祭坟墓即祭本民族祖先。置于包外,祭水神扔于河泊,最后祭成吉思汗,置于神龛前。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萨满教,其崇拜多种神祗,尔后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又吸收了其古老的民间信仰,把众多的神祗入了喇嘛教的轨迹。

待客:蒙古族自古以来以性情直爽、热情好客著称。对家中来客,不管常客还是陌生人,都满腔热忱。首先献上香气沁人的奶茶,端出一盘盘洁白的奶皮、奶酪。饮过奶茶,主人会敬上醇美的奶酒,盛夏时节还会请客人喝马奶酒。有些地区用手扒肉招待客人,还有一定的规矩。例如用一条琵琶骨肉配四条长肋骨肉进餐;牛肉则以一根脊椎骨肉配半节肋骨及一段肥肠敬客。姑娘出嫁前或是出嫁后回娘家都以羊胸脯肉相待,羊的小腿骨、下巴颏、脖子肉都是给晚辈和孩子吃的。接待尊贵的客人或是喜庆之日则摆全羊席。

尊老爱幼:蒙古人长幼有序,敬老爱幼。到蒙古包牧民家做客,见到老人要问安。不在老人面前通过,不坐其上位,未经允许不要与老人并排而坐。称呼老人要称“您”,不许以“你”相称或直呼其名。见到牧民孩子不要大声斥责,更不能打孩子。不要当着家人的面说孩子生理上的缺陷。对孩子和善、亲切,被认为是对家长的尊重。

唱歌:蒙古民族的劝酒往往通过情真意切的歌唱表达出来,唱歌与劝酒是同时进行的,往往一人主唱之后,大家举杯合唱,然后大家一起干杯,如此数遍,酒意酣畅。歌唱有礼仪性的,也有即兴尽兴的,有一人或数人的,也有合唱的,其歌唱往往痛快淋漓,通宵达旦。热情好客:蒙古民族有重情好客的传统美德,这种习俗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客来敬茶一种高尚的蒙古族传统礼仪。在蒙古历史上不论是富贵之家还是贫穷之家,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民百姓,也不论在交际上或在家里,在旅途,或在其他一切场合,莫不以茶为应酬品。家中有客来,茶是必不可少的款待物。因此,牧民们招待客人,照例是先向贵宾献上一碗奶茶,接着主人又端上来炒米和一大碗一大碗的奶油(蒙古语称交和)、奶豆腐和奶皮子等奶制品。

接着穿戴民族盛装的家庭主妇端来清香扑鼻的奶酒款待客人,这也是蒙古族的传统礼节。主人会用诗一般的语言劝酒:“远方的客人请你喝一杯草原佳酿,这是我们民族传统食品的菁华,也是我们草原人民的厚意深情”。

蒙古族人民尊重礼仪,习惯成自然,至今仍然如此。一事一物,无不依据其礼为之,敬长慈幼,同胞相见,长幼有序,宾朋有礼,客至如归。当然其礼仪之表达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进,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丰富,有所改进,如鞠躬、握手礼、互赠纪念品等等,均在蒙古族中盛行起来。

可以想见,洋溢在蒙古人民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中的那种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下,我们感到的将是那种心地憨厚,热情好客的民族美德。

选猎狗:蒙古族有猎狗打猎的习俗。因此,他们非常重视选留一只好猎狗——“台格”,也就是经阉割的短毛细狗。选留猎狗要注重好的品种,即从良种小狗崽中挑选腰身长,尾巴长而匀称,听觉灵敏,视力敏锐,动作敏捷,跑起来快的小狗作猎狗。

当第一次出猎调驯猎狗时,先往狗鼻子里灌注狐狸热血,使其与狐狸和狼成为冤家对头。如果是专门猎取狐狸和狼的猎犬,那么就要禁忌猎兔子。否则在追逐狐狸时一旦遇到兔子就会失去主要目标。

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狗必须领会以下几点:吹口哨、示意、招手、指点、呼唤等暗示和要求。一只好猎犬不仅能抓住野外奔跑的狐狸,而且能把窜进洞穴的狐狸从洞中咬住尾巴拽出来。

猎狗每日喂一次食。在喂米食的同时,还要适当补充一些兔肉和羊肉等肉食,但须将肉煮熟加盐放晾后才喂。猎狗喂食量要少,掌握一定的标准,切忌喂得太饱。在冬季数九天,为预防狗掌冬裂需用蒜泥涂于狗掌。进入五九天,须将猎狗拴于带汉渍的鞍屉上进行控腹吊膘。

秋末白露时节,开始吊控乘马和猎狗。吊好之后,猎人们选一个叫作“红喜鹊”的能见红色的日子出猎。到达狩猎地点后,先祭祀神玛乃汗,然后才开始打猎。牵猎狗的人一般都牵两只以上猎狗。近十名猎手的狗加起来就有三四十只。他们排列前进在宽三五华里的地段,有的人见猎物就撒狗,有的则只作准备先不撒狗,等到节骨眼上才撒狗。每只猎狗平均一天能抓到二三只狐狸。用猎狗打猎不以猎狗所抓到猎物之多少进行分配,仍按传统习俗凡参加者都能分到一份猎获物。

2、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

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解放区晋察冀等7个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数字。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数字。《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载:“中共军队负伤29万人,阵亡16万人,被俘4.6万人,失踪8.7万人,合计58.3万人。”

全国军民伤亡总数。约为2200万人,剔除国统区军队因病死亡的40多万人的数字,为2100多万人。此统计数字未包括台湾省、香港、澳门、东北地区和没列入统计的其他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的调查统计数字

1987年在北京“七七”事变5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战8年,中国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

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枯竭的问题,强掳中国平民和战俘押往日本国内从事繁重劳役。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人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

关于细菌战伤亡。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这仅是当时当地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当地继续蔓延和向周围地区传播后的死亡人数,也不包括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饥荒的死亡数字。近年来,经过调查,又收集到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例如,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浙江衢州各地撒放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造成当地疫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0~1942年日军在浙东作战和湖南常德作战中进行细菌战,使1万多名中国民众受到伤害,在山东鲁西北,日军“围剿”抗日根据地,施放霍乱菌,造成中国民众20多万人罹难;日军对云南保山地区实施细菌战,造成20多万名民众受到细菌伤害。日本战败后,遗弃大批细菌,致使当地不断发生传染病。例如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连年爆发鼠疫,1947年的鼠疫就夺走3万多人的生命,在内蒙古东部的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地区也因鼠疫流行死亡4万多人,等等。

关于活体实验伤亡。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细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毒气实验等活体实验。1949年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731部队任职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600。据此推算,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该部队杀害的人数。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5000~6000人被害于由石井四郎直接控制的(北京、南京广州)细菌战死亡工厂里,这还不包括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时屠杀的准备用于活体实验的人。
侵华日军为了医学教学实习,也大量进行活体解剖实验。据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供认:根据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汤浅谦共参与了7次人体活体解剖,每次1~4人。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有30万人,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数千人,其活体解剖杀害的数字是很大的。

关于化学战伤亡。据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 余人,受伤4.1万余人;还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在水井和河水中投毒;日军化学战对中国军民的伤害人数在10万以上。另据统计,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746万发化学炮弹,大多用于或存于中国战场。近年来,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日本遗弃的毒气弹约200万发,已经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

关于强暴妇女造成的伤害。据估算,侵华日军在中国用抢夺、俘虏、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以上。至于侵华日军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对占领地区中国妇女的伤害,尤其是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时强奸杀害的中国妇女的数字非常大。据历史学家吴天威推算:“日军先后在华作战的官兵在500万人以上,其所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万人。”

日军强暴杀害中国妇女的数字也非常大。仅1941年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曲阳郑家庄,“用汽车抢走我妇女同胞427人,运往东北去当娼妓做牛马”。在冀南地区,“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在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更是幸存者寥寥无几。“据统计,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幸存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

关于制贩毒品造成的伤害。日本侵华8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贩毒总额,约略估算如下:

东北(伪满洲国)的年平均鸦片生产额为2200万两,以每两批发价7元计,每年所获的售毒款额即为1.54亿元。

华北每年售毒获利额为1.65亿元,其每年售毒总额约为5.5亿元。

华中每年售毒总额10亿元。

华南(广州、厦门为重点)的售毒总额估计为华中的1/3,即应为3.33亿元。4者合计,日本占领当局在全中国占领区的毒品贩售总额每年约为20.37亿元(日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人乌马克对1939年所估计的日本在华贩毒总额3亿美元(即日币12亿元)之数相比较,虽然相差8亿元(日元)而偏高,但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论数字。

关于战争灾害造成的伤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害,大体分为4类。

侵华日军出于军事目的而制造的灾害。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实施“三光”作战,利用冀中、冀西河湖水暴涨之机,决堤128处,致使当地6752个村庄受灾,淹没良田153.82万亩,冲毁房屋168904间,灾民达200万人。1943年秋日军在山东鲁西北进行“三光”作战,掘开卫河3处堤坝,并且实施霍乱细菌作战,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6万人死亡。

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造成当地的灾害。例如,“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致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在死亡线上”。

侵华日军对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造成的灾害。例如,据河南省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秋季,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1938年之黄泛与1942年之旱灾为最,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300万人。据湖北省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被灾区域达63县,其中27县遭受日寇灾害最烈,牺牲最巨,遭受水灾者27县,估计被灾面积1.22亿亩,灾民凡5524190人1944年鄂北各县受灾县份共21县,待赈人数达130万人。日军占领广东中山县三灶岛8年,致使3500多人饿死。侵华日军于1939年8月占领广东潮阳县海门镇,致使1943年4、5月间发生饥荒,全镇饿死17000余人,另有1.5万余人流落外地。

侵华日军战火逼迫民众逃亡而造成的灾害。战后,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统计,全国难民战时流亡数95448771人,几近1亿人。难民的死亡数肯定较和平时期高出很多。

残酷的经济掠夺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1932~1944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1942~1944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

日军侵占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后,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此票不编号,发行量全由日本临时军事会计来确定,要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80万日元,1942年12月,发行额已达5亿日元;到1943年4月,军票才停止发行。

日军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价,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成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价值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日本侵占香港后也发行了大量的军票。

日本为了支付其巨额军费开支,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就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割引国库债券、中国事变国库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日本债券等45种之多,计为当时的日币26亿日元,加上以伪满币、中储券、中联券、旧台币计值的,按当时的外汇兑换比值计算,日本战后残留在中国的公债约为471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日本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和伪蒙疆地区发行的公债、日伪发行的变相公债、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券等。
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仅据全国金银币、金银条、船舶、工矿、道路、交通、港口、农村水利、住房私产、资源减损、军费损失等各项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59.43844亿美元。例如湖南全省78县市,被敌沦陷者44县市,被敌侵扰者11县,被轰炸者9县。总计全省人口伤亡262.2383万人,财产损失达当时国币12.19221027万亿元(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损失之巨冠于各省。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和劫掠子中国大量文物。查明有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

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海外华侨大肆掠夺,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华侨所受财产损失6亿多美元。菲律宾受损失的达1.2万家,新加坡7300余家。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至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工业化迟滞所产生的损失更是数额巨大。

3、抗日战争中国牺牲了多少万人?

抗日战争中国牺牲的人数为3500万。

按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的最权威的数据,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加起来共3500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其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

(3)乌兰浩特旱灾扩展资料:

抗日战争的相关史实:

1、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了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艰苦抗战,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中国整整经历了14年的抗战。

2、。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再到全国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除坚持了游击战等敌后战场作战,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坚持人民战争,为打败日本侵略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4、兴安盟区域发展战略

兴安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及其对策的解析

自2001年以来,兴安盟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性增长、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即:2001—2002年为恢复性增长阶段,2003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进入2004年以来开始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真实地记录了盟委、行署制定的发展战略、主要目标、主导产业和发展对策实施的全部过程,集中地体现了盟委、行署坚持“执政为民、加快发展”的强烈的时间意识、责任意识及全心全意为全盟各族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服务意识,也是盟委、行署领导班子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反映了盟委对盟情的新认识、发展的新定位、思路的新扩展、理念的新提升。因此,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对于保证全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战略

目前,盟委制定实施的现行经济发展战略是对我盟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其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内涵。2001年,我盟遭受了史所未见的严重旱灾,农民生产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滑坡。国内生产总值完成58.8亿元,比上年增长0.1%,列全区第12位;第一产业增加值16.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7.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35元,列全区第12位;全部财政收入完成4.5亿元,比上年减少13.9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0亿元,均列全区第12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04元,增长7.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294元,列全区第12位。这一年,全盟共有农村牧区人口110万,受灾的就达80万,所以,为了解决受灾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盟委、行署提出要把抗灾救灾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全国、全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

2002年初,盟委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召开了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加快发展为主题的读书会,此后,在全盟经济工作会议上盟委明确提出了“农业稳盟、工业立盟、旅游兴盟,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强盟富民”的发展战略。经过了两年多的实践检验,证明这个发展战略符合盟情实际,得到了全盟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对我盟经济确实起到了指导和促动作用。2002年,从总体上来看,我盟经济实现了大幅度恢复性增长,发展形势和趋势看好,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喜人局面,在一些事关全盟经济全局的总体方面出现了较大的有些甚至是历史性转折。全盟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8.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6.5%,列全区第6位,比上年位次前移6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46亿元,增长28.2%;第二产业增加值19.24亿元,增长1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6.43%,列全区第3位,位次前移3位,是兴安盟复建以来的最高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27.58亿元,增长10.1%。三次产业比例由2001年的28.7:29.1:42.2调整为31.4:28.2:40.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03元,比上年增加568元,增长15.6%。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0845元,比上年提高19.3%。全盟财政收支大幅度增长,全年实现全部财政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长24.2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62亿元,比上年增长21.67%,位次均列全区第8位,比上年均前移4位。全盟财政支出16.01亿元,比上年增长32.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346元,增长6.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90元,增长22.9%,列全区第1位,位次前移11位。

虽然2002年各项经济指标增速较快,但我盟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而要缩短这种差距,就必须加快发展。2003年,我盟经受住了“非典”疫情和蒙古国入境大火的严峻考验以及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防“非典”工作取得了“无疫区”目标,扑救“5•21”大火实现了“最短时间扑灭、把灾害降到最低程度”的目标。与此同时,其他各项工作在2002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加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后劲增强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全部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均超过自治区的平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接近完成“十五”计划,全盟经济开始由恢复性增长步入了快速增长期。2003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83.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0.4%,超过自治区平均增速4.1个百分点,总量列全区第10位,实现了高速度基础上的高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78亿元,增长25.5%,超过自治区平均水平2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24.86亿元,增长32.2%,超过自治区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达到40.4%,列全区第4位;第三产业增加值30.59亿元,增长8.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94元,比上年增加891元,增长19.8%。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次产业构成调整为33.4:29.8:36.7,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优化,二、三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3155元,比上年提高16.4%。全年实现全部财政收入7.23亿元,同比增长29.1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76亿元,比上年增长31.69%。全盟财政支出18.75亿元,比上年增长17.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5836元,增长9.17%,列全区第11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865元,增长17.3%,列全区第4位。

2004年初,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赶超其他先进地区,盟委先后两次召开读书会,进一步完善工作发展思路,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60亿元、财政收入达到40亿元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盟必须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28%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8.60亿元,同比增长26.3%,占年计划的38.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7.61亿元,同比增长12.0%,占年计划的25.6%;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15.36亿元,同比增长46.6%,占年计划的42.3%,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10.73亿元,同比增长31.8%,占年计划的48.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5.78亿元,同比增长43.2%;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15.64亿元,同比增长16.8%,占年计划的46.0%。全盟财政收入3.76亿元,同比增长33.96%,占年计划的44.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36亿元,同比增长41.82%。财政支出7.10亿元,同比增长8.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8元,同比增长11.8%,占年计划的48.25%。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091元,同比增长30.2%。预计到今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确保突破100亿元,力争达到110亿元,实现比2001年翻一番;今年财政收入实现8.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400元,增长1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0元,增长7%。
二、主要目标

今年上半年,盟委、行署在对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西部四市学习考察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我盟盟情实际,重新审视了兴安盟在自治区发展大局中的位置。根据全盟实际,盟委、行署将今后一个时期全盟经济发展目标定为:以2001年为基数,到2010年全盟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争取实现“翻三番”。到2004年底,实现第一次翻番;到2007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时,实现第二次翻番;到2010年,实现第三次翻番,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6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40亿元以上。可以看出,盟委、行署制定这个目标,既显示了盟委、行署领导班子集体尊重客观、敢于跨越、保持全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魄力,又标志着盟委、行署对传统发展思路实现了超越和升华。

三、产业定位

继续坚持“农业稳盟、工业立盟、旅游兴盟,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强盟富民”总体发展思路不动摇,全力打造自治区工业强盟和旅游业大盟,形成“三化”互动的格局。
打造工业强盟。要把工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形成全力抓工业、重点抓项目、突出抓引进的氛围。在构建地方特色工业体系上,要以培育能源、重化工、建材、医药等支柱产业和卷烟、食品、农畜产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优势产业为重点,多上一些大的项目,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工程,坚持以大带小、积少成多、大中小并举的发展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搞好产品结构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的同步增长,不断扩大工业规模,提高经济总量,确保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同时,要大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培育发展乳业、肉牛业、肉羊业、禽类业、林产业等优势产业,打造生态兴安,发展绿色食品,实施名牌产品战略,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调优农业结构,做好农牧民增收的大文章。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益管理、高收益经营好城市,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牧民进城门槛,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构建城乡市场链接网络,发展现代商业流通,抓好重点产业培育,为更多的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要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第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兴安盟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关键是要合理开发利用好,使其变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使旅游业成为兴安盟的特色支柱产业,培育旅游精品,打造旅游业大盟。在构建旅游大盟上要突出培育神泉雪城、蒙元文化、红色文化和科尔沁文化四大品牌,真正形成兴安盟独具特色的旅游优势。要加快阿尔山口岸建设,繁荣边境贸易,支持和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外经外贸业务,提高出口创汇的能力。要加快构建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框架,为旅游等各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运输支撑。

四、采取对策

1、解放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解放的高度和程度决定了工作的力度、深度和发展速度。盟委、行署确定翻三番的发展目标,就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思路的再次突破。全盟上下应积极响应盟委、行署的号召,大胆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消除思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敢于突破以往的陈旧思维框架,要牢固树立强烈的发展意识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人心思进,以发展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第一要务,敢于冒险但不蛮干,超前思维但不空想,对比但不攀比,要坚定信心,正视差距,摒弃自甘落后的思想,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发展意识和责任意识,要认识到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保持现状也是退步,抓住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丧失机遇,就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要实现我盟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来一次大解放,不断创新思维,理清思路,从实际出发,高起点、高标准确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奋起直追,尽快使我盟早日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突出重点,抓好关乎全盟经济发展的大项目。近两年来,全盟各地按照盟委、行署的总体发展思路,都确立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思路和目标,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和先进地区相比,我们的思路还不够清晰,不够具体,重点也不突出,对工作开展的指导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能彰显思路的实践价值。我们应按照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大幅度调整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特别是各旗县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必须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立足优势,体现特色,突出重点,加快调整,确保跨越式发展。在调整思路上,一是必须把做大做强工业当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盟“工业立盟”战略的题中之义。只有把工业抓好、抓出成效来,才能更好地反哺农牧业,进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千方百计办好工业园区,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通过工业园区落实优惠政策,吸引高新技术项目入驻,真正发挥示范作用。项目是发展工业的必要载体,没有项目的支撑,工业经济的发展无异于空中楼阁,基础不稳、根基不深,是没有发展后劲的。我们应确立“抓工业就要抓项目,没项目就谈不上搞工业”的意识,要一切围着项目转,全盟上下都齐心协力抓项目,为我盟的工业构建一个坚实的项目框架。三是加快培育支柱产业。光有项目,没有支柱产业,就好似一盘散沙,没有核心,发挥不了合力,工业也就永远不会立起来。四是推动“三化”互动。我盟的“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是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形成“三化”互动,才会发挥聚合效应,要以产业化为龙头,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牧业发展,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则,加快推进城镇化。五是加快旅游业发展。旅游业是我盟的特色产业,也是我盟快速崛起的动力,应充分开发利用我盟的旅游资源,突出地方特色,丰富文化内涵,尽早实现旅游业大盟的宏伟目标。
3、优化环境,培育主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下放审批权限,严格按审批程序办事,要依法行政,搞好服务。重点培育支柱产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格局。搞好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发展自己。事物的发展要靠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虽说内因是主要的,但我盟有资源,就是缺少项目、资金和企业管理人才,因此,光靠自身发展是不够的,还要对外敞开大门,大力招商引资,借助外力强壮自身实力。树立“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破坏者是罪人”的理念,坚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项目并重,扩大引资规模、提升项目层次,不断完善有利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同时,要做到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既要敞开大门,又要维护自身安全,既要吸收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又要抵制抛弃一切腐朽的东西。注意保护环境,节省资源,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的意识,不断优化环境,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变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为经济优势和特色优势,真正实现全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以人为本,实现人才强盟。人才是第一资源,经济发展,人才是本,社会进步,创新为先。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创新的主体是人才。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存在一个引才、引智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又制约了人才的引进,甚至出现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全面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化人口压力为人才优势,在学习中武装、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方面,在培养、使用好本土人才的同时,大力引进急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坚持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使人才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另一方面,确立“候鸟型”人才工作思路,采取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人才柔性流动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借用外脑,实现引才与引智并举。把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好资金、技术、人才等“瓶颈”制约我盟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而为全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加有力的保证。

5、积极参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我盟在政策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除了西部大开发、自治区扶持东部地区发展等政策外,我们还可以主动接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辐射,特别是内蒙古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还可以使我们享受到其他地区无法享受到的特殊政策。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主动出击,积极配合,寻找与多地区、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合作发展的切入点、结合点、突破点和经济共振的增长点,以促进我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抗日剧,日本少佐在街上被一小孩球击中,欲挥刀辟向小孩时,被一铁匠

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解放区晋察冀等7个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数字。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数字。《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载:“中共军队负伤29万人,阵亡16万人,被俘4.6万人,失踪8.7万人,合计58.3万人。”全国军民伤亡总数。约为2200万人,剔除国统区军队因病死亡的40多万人的数字,为2100多万人。此统计数字未包括台湾省、香港、澳门、东北地区和没列入统计的其他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的调查统计数字1987年在北京“七七”事变5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战8年,中国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枯竭的问题,强掳中国平民和战俘押往日本国内从事繁重劳役。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人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关于细菌战伤亡。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这仅是当时当地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当地继续蔓延和向周围地区传播后的死亡人数,也不包括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饥荒的死亡数字。近年来,经过调查,又收集到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例如,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浙江衢州各地撒放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造成当地疫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0~1942年日军在浙东作战和湖南常德作战中进行细菌战,使1万多名中国民众受到伤害,在山东鲁西北,日军“围剿”抗日根据地,施放霍乱菌,造成中国民众20多万人罹难;日军对云南保山地区实施细菌战,造成20多万名民众受到细菌伤害。日本战败后,遗弃大批细菌,致使当地不断发生传染病。例如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连年爆发鼠疫,1947年的鼠疫就夺走3万多人的生命,在内蒙古东部的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地区也因鼠疫流行死亡4万多人,等等。关于活体实验伤亡。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细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毒气实验等活体实验。1949年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731部队任职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600。据此推算,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该部队杀害的人数。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5000~6000人被害于由石井四郎直接控制的(北京、南京、广州)细菌战死亡工厂里,这还不包括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时屠杀的准备用于活体实验的人。侵华日军为了医学教学实习,也大量进行活体解剖实验。据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供认:根据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汤浅谦共参与了7次人体活体解剖,每次1~4人。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有30万人,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数千人,其活体解剖杀害的数字是很大的。关于化学战伤亡。据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万余人;还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在水井和河水中投毒;日军化学战对中国军民的伤害人数在10万以上。另据统计,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746万发化学炮弹,大多用于或存于中国战场。近年来,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日本遗弃的毒气弹约200万发,已经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关于强暴妇女造成的伤害。据估算,侵华日军在中国用抢夺、俘虏、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以上。至于侵华日军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对占领地区中国妇女的伤害,尤其是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时强奸杀害的中国妇女的数字非常大。据历史学家吴天威推算:“日军先后在华作战的官兵在500万人以上,其所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万人。”日军强暴杀害中国妇女的数字也非常大。仅1941年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曲阳郑家庄,“用汽车抢走我妇女同胞427人,运往东北去当娼妓做牛马”。在冀南地区,“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在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更是幸存者寥寥无几。“据统计,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幸存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关于制贩毒品造成的伤害。日本侵华8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贩毒总额,约略估算如下:东北(伪满洲国)的年平均鸦片生产额为2200万两,以每两批发价7元计,每年所获的售毒款额即为1.54亿元。华北每年售毒获利额为1.65亿元,其每年售毒总额约为5.5亿元。华中每年售毒总额10亿元。华南(广州、厦门为重点)的售毒总额估计为华中的1/3,即应为3.33亿元。4者合计,日本占领当局在全中国占领区的毒品贩售总额每年约为20.37亿元(日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人乌马克对1939年所估计的日本在华贩毒总额3亿美元(即日币12亿元)之数相比较,虽然相差8亿元(日元)而偏高,但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论数字。关于战争灾害造成的伤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害,大体分为4类。侵华日军出于军事目的而制造的灾害。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实施“三光”作战,利用冀中、冀西河湖水暴涨之机,决堤128处,致使当地6752个村庄受灾,淹没良田153.82万亩,冲毁房屋168904间,灾民达200万人。1943年秋日军在山东鲁西北进行“三光”作战,掘开卫河3处堤坝,并且实施霍乱细菌作战,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6万人死亡。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造成当地的灾害。例如,“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致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在死亡线上”。侵华日军对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造成的灾害。例如,据河南省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秋季,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1938年之黄泛与1942年之旱灾为最,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300万人。据湖北省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被灾区域达63县,其中27县遭受日寇灾害最烈,牺牲最巨,遭受水灾者27县,估计被灾面积1.22亿亩,灾民凡5524190人1944年鄂北各县受灾县份共21县,待赈人数达130万人。日军占领广东中山县三灶岛8年,致使3500多人饿死。侵华日军于1939年8月占领广东潮阳县海门镇,致使1943年4、5月间发生饥荒,全镇饿死17000余人,另有1.5万余人流落外地。侵华日军战火逼迫民众逃亡而造成的灾害。战后,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统计,全国难民战时流亡数95448771人,几近1亿人。难民的死亡数肯定较和平时期高出很多。残酷的经济掠夺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1932~1944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1942~1944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日军侵占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后,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此票不编号,发行量全由日本临时军事会计来确定,要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80万日元,1942年12月,发行额已达5亿日元;到1943年4月,军票才停止发行。日军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价,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成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价值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日本侵占香港后也发行了大量的军票。日本为了支付其巨额军费开支,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就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割引国库债券、中国事变国库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日本债券等45种之多,计为当时的日币26亿日元,加上以伪满币、中储券、中联券、旧台币计值的,按当时的外汇兑换比值计算,日本战后残留在中国的公债约为471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日本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和伪蒙疆地区发行的公债、日伪发行的变相公债、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券等。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仅据全国金银币、金银条、船舶、工矿、道路、交通、港口、农村水利、住房私产、资源减损、军费损失等各项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59.43844亿美元。例如湖南全省78县市,被敌沦陷者44县市,被敌侵扰者11县,被轰炸者9县。总计全省人口伤亡262.2383万人,财产损失达当时国币12.19221027万亿元(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损失之巨冠于各省。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和劫掠子中国大量文物。查明有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海外华侨大肆掠夺,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华侨所受财产损失6亿多美元。菲律宾受损失的达1.2万家,新加坡7300余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至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工业化迟滞所产生的损失更是数额巨大。

6、优秀志愿者推荐

王静,女,汉族,中共党员,现任职于乌兰浩特市都林街办事处腾飞社区党支部书记。
该同志热心公益事业,富有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投身于自己的岗位工作中。在工作中勇于开拓,富于创新意识,取得了显著成绩。
自2009年参与创立红城志愿者联盟以来,一直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开展志愿活动,是志愿者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和骨干参与者,策划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大小几十余次志愿者公益活动,受到各级组织和社会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志愿者的普遍赞誉。在她的组织及积极参与下红城志愿者联盟走出了一条极具兴安盟地区特色的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道路。红城志愿者联盟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参与到十几人的参与再到现在的几十人参与,已经发展到百余人的志愿者队伍。两年来红城志愿者的多次大型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2010年同一片蓝天关心弱势群体大型公益演出活动中,由王静同志领颂的配乐诗朗诵《我们年轻这一代》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为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中,王静同志组织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大家希望用自己的小小举动,汇川成海,表达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在为红城增添一抹绿色植树活动中,王静同志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精神,和同伴们一起植树近百棵。
从残疾儿童到孤寡老人,从留守儿童到灾区群众,王静同志把爱心洒满了兴安大地。在救助残疾孩子小高娃公益活动中,王静同志亲自给小高娃送去了十几本课外读物,而后又给她买了生日蛋糕为她庆祝生日,同时组织大家为她捐款,她的爱温暧着小高娃幼小、坚韧的心。在“一瓶爱心水,真情润西南”青年志愿者募捐活动。王静同志与其他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向过往行人发放宣传单,倡议全盟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向西南旱灾地区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此次活动共募集到1718.6元钱。在爱心传递情暖人间 草原儿女 心系玉树 爱心募捐 特别行动中,王静同志向灾区捐了100元钱,并与同伴们再次走上街头为玉树灾区募捐到一万多元钱。在了解到乌市爱国街红领巾活动室的孩子需要课外活动教育时,王静同志带着水彩笔、笔记本、铅笔等文具看望了那里的19名小朋友,并陪同他们做游戏。

7、我爸妈的满族姓氏由来 属于哪个旗?和一些相关历史 具体点非常感谢

薛姓满族人一般来自清代的蒙古人,清代隶蒙古八旗,后转为满族。

由于阜新西、北近邻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也属于蒙古族集中居住区,有民族自治县。所以清代阜新有蒙古八旗人很正常。

薛姓满族人一般出自:

蒙古族苏尼特氏,亦称薛尼特氏、雪尼特氏。后代以薛为姓,满语为Sunit Hala,后多冠汉姓为薛氏、苏氏等。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明代蒙古贵族托果齐的后代被朱元璋赐姓为薛;赐瓦剌部首领托欢姓薛名斌。

祝姓我就不解释了,是很有名的汉族姓,历史悠久,文化悠远,不可能是满族人。但是不排除清代家族中有人加入汉八旗,以至后代成为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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