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旱灾几月下的雨

1、1942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1942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是河南大饥荒。

河南大饥荒一般指的是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之一。这场大饥荒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安徽。

平息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原因，导致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

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大约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1)1942年是旱灾几月下的雨扩展资料：

河南大饥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恶劣的抗战环境。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

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

而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回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

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答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参考值里来源：网络—河南大饥荒

2、194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场灾荒和蒋政权的崩溃
这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地，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然而，就在那无关紧要的地方却伏笔着一些生死攸关的信息，在那场灾荒面前，国民党政权的运作已是那么失败：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在中原到处弥漫的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无不预示着这个政权已经走在失控的边沿。可惜，蒋介石直到7年之后败走台湾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早在1942年就已发出的警示。

1992年，当一位朋友向作家刘震云提起50年前发生在其故乡河南的这场灾荒时，刘震云惊愕地发现，作为一个灾民的后代，他对那场酿成了300万人死亡的悲剧竟一无所知。怀着极大的好奇，刘震云开始了《温故1942》的创作，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当他回到家乡去调查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些饥荒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竟然也不知道。
于是，他开始通过在家乡的调查走访、在图书馆的查阅资料，以一个作家的方式，稍许弥补着历史学者们的失职，一场已是鲜为人知的灾难被一点点地发掘出来。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在电影《温故1942》拍摄完成之后，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一场灾难和一个民族的失忆，开始在点点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复活。

3、旱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010年中国西南大旱是2010年发生于中国西南五省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来及重庆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一些地方的干旱天气可追溯至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受灾人口逾5000万人；仅贵州一省，由于受灾严自重需要救济者就高达310万人。同月旱灾蔓延至湖南西部。 气象资料以来，西南地区遭遇的最严重干旱。干旱的原因是降水少、气温高，两重原因共同作用，加上持续时间很长 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气候特点是雨季和干季分明。去年雨季时降水量就很少，八月份后降水逐渐停了，相当于雨季提前结束。之后降水量一直偏少，跟历史同期比较，云南、贵州都是历史最少的。
与此相反的是，在这200天里，气温平均偏高1到2℃，跟历史相比，云南气温同期历史最高，贵州排第三。

4、历史上比较大规模的旱灾都发生在什么时候（中国）？持续了多久，有怎样的社会危害？

商朝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管子·轻重篇》曰：“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周朝
《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4]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汉朝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
南北朝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
隋朝

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唐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
清朝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
中华民国

1929年，陕西大旱，80%的县受灾，估计死亡加逃亡人数达300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仍，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受灾草场面积23186.7平方公里。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

5、1942年的河南旱灾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当年的大陆副热带高压比较强，次高压不断增强分裂东移，影响河南。在高压的控制下，强烈的下沉逆温使低层水汽难以成云致雨，造成晴空万里的稳定天气，时间久了就出现了大范围干旱。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带，土壤大部分属于沙土性质，因此水分的蒸发和下渗速度都比较快，只有西部山区的伏牛山腹地的水分蒸发量较少，因此“靠天吃饭”成了河南农业的一大特点。为此，当地的百姓有着“五天不雨一小旱，十天无雨一大旱”的说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1942年秋天，河南农户几乎颗粒无收。

6、1942年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就是这场大饥荒，至少有300万河南人流浪他乡，400万河南人因饥饿而死去，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八年抗战中中国士兵的死亡人数。
冯小刚执导的《温故1942》12月份来河南取景，闹出了不少动静。该片讲述的正是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那一年的灾难是在不经意间缓缓降临在这片中日对峙的土地上的。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后来两家媒体的报道令他大怒，一个“饥饿的河南”才被人们普遍知晓。
至少有300万河南人流浪他乡，400万河南人因饥饿而死去，这个数字超过八年抗战中中国士兵的死亡人数。
灾象已成，谁谋救济？
许多史料都表明，1942年的早春，乌云曾在豫东平原的上空徘徊过，人们对于雨水降临的希望一直没有破灭。根据往年的经验，每年7～8月是个多雨的季节，即便夏粮无所获，只要保住秋种，这一年也是能熬过去的。当然，前提是大家手中还有余粮和种子。
但是1942年的春天对于平原上的农民们来说，是自然的暴君发怒的继续。因为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黄灾毁掉了豫东的收成。这一年共有92个县受灾，旱灾61县，雹灾47县，水灾29县，蝗灾6县，霜灾7县。
黄河决口后，顺着花园口大致由北向南而流，形成了一个长达400公里，宽30～100米不等的黄泛区。日本人守着北岸和东岸，国军守着南岸和西岸，3000多万河南人在南北及东西两岸广阔的平原上为抗战双方服务。尽管有时候并非出于自愿，但粮食是要缴的，修筑河堤是要出工的，还有双方的政府，也需要两岸的人民来供养。一份研究表明，国军及地方部队的数量在50万～100万人之间，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0万。
豫籍参政员们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但是恰恰是这一年，重庆政府鉴于货币贬值严重，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
饥荒的种子就是在那年开始种下的，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崩溃来临了。一家伟大的地方报纸《前锋报》（南阳）几乎是大饥荒最早的预见者，在1942年7月24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中说：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1942年夏天以来，生活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收到不少传教士来自河南的消息，并于10月26日在《时代周刊》发出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灾荒判断
早在1941年的参政会上，河南代表就呼吁对河南减税和请求救济，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粮之举：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1942年8月，当时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是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梅根告诉白修德说：
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

7、历史上的一次大旱灾是什么时候

1637～1643年的干旱（通常又称崇祯大旱）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我国南、北方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干旱少雨的主要区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这些地区都连旱5年以上，旱区中心所在的河南省，连旱7年之久，以1640年干旱最为猖獗。干旱事件前期呈北旱南涝的格局，且旱区逐年向东、南扩大；1640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转变为北涝南旱。在这期间瘟疫流行、蝗虫灾害猖獗。
1585～1590年的干旱地域广、变化大，大范围干旱持续6年。干旱事件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呈北旱南涝的旱涝分布格局，后段旱涝分布格局有改变，北方开始多雨，干旱区扩大并南移至长江流域及江南。由各省逐年受旱成灾的县数统计可见，前段受旱最重的是河北、山西，后段受旱最重的是江苏、安徽和湖南，旱灾持续最久的则是河南。1589年达到极旱，1585～1590年间各地河湖井泉干涸记录可旁证干旱程度，其中1589年的许多干涸记录为最近50年所未见。例如，安徽“淮河竭、井泉涸、野无青草”；浙江“运河龟坼赤地千里，河中无勺水”等。这次干旱事件尚伴有大范围饥荒和瘟疫，疫区随大旱地区而转移。

8、1942年河南大旱是如何渡过的

其实历史这个东西犹如绿帽子，内中有着很多其他的情况，当时在中国饥荒的时候，日军（没错）也拿出了当时的军粮救济百姓（当然也有宣传的意义），也许你不信，不过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万一当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者是锅军，你也可以猜测下现在我们的历史书是什么样子的
再次重申，某些脑子有问题的人，我这段话不是给日本人歌功颂德，对于我这种升斗小民而言，谁执政并不重要，反正和我没关系，中国老百姓在乎的只有吃饱穿暖，如果执政官能让人吃饱穿暖，那就没问题，当年大家都饿得开始啃树皮了，谁TM有心思在乎什么国仇家恨？能喂饱肚子的就承认，同时，大家也别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了，我不屑和脑残说话，整天叫着要日本人尊重历史，到了自己头上就不敢承认了？
最后也是前几天刚看到下面某人给的回复，说不吃迷信不吃蝗虫饿死活该，拿去喂鸡下鸡蛋能养多少人。对这种脑残我只想问一句，你是晋惠帝转世么？人都饿的啃树皮了你觉得哪家的鸡会活下来？再说，你什么时候听说不吃蝗虫的？

9、1942年河南旱灾了吗？多严重？

不光是旱灾，还有水灾、蝗灾、兵祸。
首先是持续干旱，导致蝗虫大量繁殖，形成蝗灾。
接着是黄河决口，水灾来袭。
而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时，除了日寇，还有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横征暴敛。
所以有人总结那时河南四大害是水、旱、蝗、汤。

10、1942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

1、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并第一次使用“联合国”一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即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的宣言，亦《阿卡迪亚会议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宣言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并决心共同战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决不和敌国单独议和。

经与苏联磋商并告知有关国家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此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2、1942年7月16日——法国开始迫害犹太人。

1942年7月16日和17日， 法国警察首次大规模围捕犹太人， 在巴黎及其郊区抓获13152名外国人。 有孩子的家庭被关进冬季自行车运动场，那里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水或食物，8160人在盛夏的闷热天气里被囚禁了6天， 然后遭到驱逐。

当犹太人还被关在自行车运动场里的时候， 很多法国民众沉迷于壮观的职业自行车赛。 10天前， 即1942年7月5日和6日的周末， 巴黎群众涌入樊尚（Vincennes） 的市体育场， 观看荷兰冠军范·弗里特夺取决赛胜利。

贝当的巨幅画像在俯视着他们， 敦促他们“遵守纪律。 元帅恳求你们”。 7月16日， 即围捕行动的第一天， 一位法国人赢得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十四赛段的冠军。

3、1942年7月22日——日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纳、戈纳登陆并沿科科达小道向莫尔兹比港前进。巴布亚战役开始。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澳盟军于1942年7月——1943年1月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半岛与日军进行的作战。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仍企图攻占新几内亚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以切断美澳交通线。

1942年7月11日，日军大本营命令陆军第17集团军（司令为百武晴吉中将）攻占莫尔兹比港及新几内亚东部要地，海军在米尔恩湾等地登陆，策应陆军作战。7月21日，日陆军南海支队先遣队约2000人在巴布亚半岛北部布纳附近登陆，29日攻占科科达及附近机场。

8月中旬，支队主力登陆，日军在岛上的兵力增加到1.3万人。25日，日海军在米尔恩湾登陆，遭美军反击，9月5日撤回拉包尔。南海支队则越过海拔2000米的欧文·斯坦利岭，9月16日进抵莫尔兹比港东北50公里处。

日军为首先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推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时间。26日，南海支队奉命退却。澳军乘机反击。10月下旬，日军退过欧文·斯坦利岭，在戈纳、布纳之间16公里海岸上建立滩头阵地。

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集澳军和美军兵力约3万余人，增援巴布亚半岛。日军大本营为加强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东部防御，于11月9日组建第18集团军（司令为安达二十三中将）驻守新几内亚；组建第8方面军（司令为今村均中将）统一指挥第17、第18集团军。

11月16日，盟军地面部队在T.布莱米上将指挥下发起反攻，经激战于12月9日攻克戈纳，14日攻克布纳。日军孤立无援，补给断绝，于次年1月13日奉命向莱城和萨拉马瓦撤退，残部于22日停止抵抗。

4、1942年9月14日——苏德两军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市区内激烈巷战。

1942年9月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第62集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双方逐街逐楼逐屋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城中80%的居住区被摧毁。

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苏联第62集团军顽强抵抗，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攻入城中的德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尽管德军对伏尔加河东岸进行频繁的轰炸，但是苏联红军还是从那里得到了不断的补给和支持。

刚刚赶赴城中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军官也只有约三天的平均存活时间。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各兵种联合作战，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地面轰炸的协调。

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联红军指挥官采取了贴身紧逼的策略，尽量将己方的前线与德军贴近。这样导致了德军的炮兵部队无法发挥远程攻击的优点。

5、1942年11月1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反击阶段开始。

1942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图瓦京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的方面军在纷飞的大雪中发起了反攻。

瓦杜丁中将指挥的主攻部队包括整整3个集团军，一共由18个步兵师，8个坦克旅，2个摩托旅，6个骑兵师和1个反坦克旅组成，并得到空军第2，第17集团军支援。

负责防卫德军第6集团军侧翼安全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由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并且缺乏精良装备，仅仅在战斗发起一天之内罗马利亚第3集团军的阵地被苏联红军突破。

与此同时，顿河方面军实施了两个辅助突击，以第65集团军从克列茨卡亚以东地区向东南突击，以第24集团军从卡恰林斯卡亚地区沿顿河左岸向韦尔佳奇方向向南突击，割裂顿河小弯曲部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德军的联系。

第6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区原地防御。顿河方面军得到苏联空军第16集团军支援。